如果看过电影《黑太阳731》或者森村诚一的小说《恶魔的饱食》，可能都会对日军罪恶的细菌战部队――由石井四郎指挥的七三一“给水防疫”部队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支部队，因为大量使用中、苏、朝抗日人员和普通百姓作为“马路大”(日文：实验品)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而臭名昭著。
七三一部队的旧址今天
然而，在一次搜索东北抗日联军资料的过程中，我却意外发现，从七三一部队的手中，确曾有四名中国抗日组织人员，成功地逃出了魔掌。而且，他们的逃生，还带有国共合作，共同抗敌的色彩。
根据刘天光1986年整理的《杀人魔窟――三岛理化研究所》一文描述，这四个成功逃生的人分别是：国民党吉林省党务第三督导区108支部书记长李广德和党员何家训，110支部书记长张人天，以及中共党员、抗联侦察员李遇迟。
七三一遗志
七三一部队在佳木斯市万发屯东北驻有一个特别分队，对外称为“三岛化学研究所”，李广德等四人即被日军关押在这里。1945年8月12 日夜，由于苏联红军逼近牡丹江，日军对这里的在押人员进行了大屠杀。为了杀人灭口，连在此处为日军担任做饭、看守的四名白俄与一名朝鲜人也被一并枪杀。
日军执行的屠杀计划堪称周密。自从苏联红军开始对日作战，看守已经两天没有给李广德等人任何食物，以消耗他们的体力，避免可能遇到的抵抗。执行屠杀的是桥本喜一郎等五名富有杀人经验的日本武装特务。他们按照计划分别负责对18间双人牢房的屠杀，第一轮枪击后交换负责的监室，再进行第二轮射击。
李广德在为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提供当时详情的时候，依然能够回忆起，日本武装特务当时在走廊里喝令，“米那，他带”(都有，站起来)“奥马艾，他带”(你，站起来)，然后，就开了枪……
今天我们都知道在商界日本人的认真是何等有名，但这种认真如果用在罪恶之上，大体就是这样的结果。
然而，这四名抗日志士却在这场大屠杀中死里逃生，成为至今所知落入七三一部队手中后仅有的幸存者。
四个人中反应最快的是张人天。作为有军事背景的地下工作者，他在日本特务开枪的瞬间做了一个摆动，结果左臂中弹。在日本特务进行第二轮射击前，张机智地钻到同一囚室已经死亡的难友何振国尸体下面，并用受伤的手臂挡住头部。日本特务的第二轮射击，又有一弹击中他的手臂，但大部分打在了何振国的尸体上。张其他部位没有中弹，是四人中负伤最轻的。
何家训先中了两枪，还在挣扎中日军第二次射击，一弹击中其头部，左进右出，带出了四颗牙齿，何血流满地昏死过去。事后发现，这一枪仅仅给他的两腮各穿一洞，并没有伤及其他器官。
李广德和李遇迟在同一间囚室。因为两人在对付日方审问时“态度狡猾”，所以日军对其恨之入骨，竟对其将子弹打光。两个人每人都挨了八颗子弹，李广德的一条腿齐膝盖打断，李遇迟胸部被击成重伤。不可思议的是，两人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都活了下来!
日军屠杀后，大约从事这种残杀毕竟心中有所畏惧，加上苏军进展神速，特务们并没有敢于进入牢房检查，仓促间也没有找到预先准备的汽油焚毁该处建筑，随即匆匆撤离。
当时幸存下来的五个人(还有一个是何家训同一间囚室的赵连青)，谁也不敢发出动静，一直装死熬到天亮，确认日本人已经走了，才开始逃生。
这时，五个人的行动各有不同。
张人天率先设法凿开了囚室的墙壁，这时别的囚室没有任何动静。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把被子搭在墙上(墙顶有电网)，翻身而出，逃走了。
李广德和李遇迟两人受伤沉重，动弹不得，自揣必死，于是沾着鲜血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标语，以留给后人。
何、赵二人带伤挖开囚牢，已经是13日。他们没有马上逃走，而是扶持着来寻找其他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发现了还活着的二李，但是无力帮他们打开囚牢。这时，李遇迟又昏迷了过去。李广德对何、赵说：“我已经不行了，李遇迟也不行了，这里不可久留，不要为我们这两个没用的人，让我们民族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何家训、赵连青含泪而去。或许是因为内脏受了伤，能支撑着前来救人的赵连青，却连大门都没走出去就突然死去。何家训在13日下午逃出。
李广德不堪忍受痛苦，勉力用自己的床单拧成绳圈，挂在窗户上想自尽。不料，却被苏醒过来的李遇迟救了下来。李遇迟当时四肢都几乎不能动，他用牙齿撕扯李广德，将其从窗户上拉了下来。
说来，李广德和李遇迟的关系有些特别。两个人都对各自的党十分忠诚，因此虽然最初作为难友关系很好，一旦发现对方属于“异类”，立刻变得冷若冰霜。在同一个小小的囚室，两个人经常背对背坐着，互不理睬。
在重伤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去写标语，李广德写的是：“还我河山”、“中国国民党万岁”；而李遇迟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可是，一旦面对日本人，两人立刻统一起来。
这里面需要谈到另一个话题，就是他们能够生还，与入狱的时间和表现颇有关系。李广德等人是1945年5月23日，日本特务机关“晓工作”大逮捕中被捕的，因为表现坚强而被送到“三岛化学研究所”。这个所谓的“三岛化学研究所”，实际是日本伪满三江省地方保安局与七三一部队的交接地，送到这里的“犯人”，会受到进一步的逼供。如果不供，就会被作为“马路大”送往哈尔滨平房的七三一本部，绝无生路。
而招供呢?
苏军15日占领佳木斯后，在“三岛化学研究所”院内，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埋葬坑――所有招供的“犯人”，都被埋在这里，其中很多被砍掉了头。
李广德、张人天等人，如果招供，肯定也是这埋葬坑中的一员。而如果被捕时间更早，大约已经被送往七三一本部了。事实上，在苏军进攻东北之前，日方已经停止了李广德等人的审讯，并改善他们的伙食，目的就是让他们的身体恢复到可以进行人体试验的水平。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改善伙食，使本来身体虚弱的李广德等人得以有体力熬过中弹负伤后的艰难时间。
而李遇迟被捕于1944年，他是1941年随周保中等撤退到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和部分骨干撤退到苏联后，被改编为教导旅进行整训。但此后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认伪满洲国，对抗联回国作战设置了种种无形的限制，抗日联军在东北的活动进入低潮。进入1944年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苏联感到对日作战可能性大大增加，方才开始支持抗联部队重新进入东北活动，但同时将抗联的主要任务局限于协助苏方收集日军情报。但是由于抗联行动有一段中断的时间，苏中边境地区日军已经大大加强，抗联在行动中损失很大。李遇迟就是在一次越界行动中负伤被俘的。
按照时间来说，李遇迟早就应该被送往七三一部队本部了。但是他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既不妥协又让日军总感到他身上有价值可挖，于是一拖再拖，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把他送走。
在一致面对日本人的时候，李遇迟给李广德传授进行斗争的策略――对于酷刑一定要扛，直到扛得实在痛苦不堪，再进行交待――交待什么呢?
交待几个“垫背的”，就是铁杆汉奸，但是一定要到挺不住了的时候再说……
没有狱中经验的李广德，就用这个办法，“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供出了两个最招人恨的伪满警察。结果这两个“隐藏很深”的家伙几乎被日本人打死，从此不得重用。而李广德借此得到喘息恢复的时间。
这一次，关键时刻，又是李遇迟救了李广德，他对他说，你才22岁，中国要做的事儿很多……
李广德深受感动。两个人互相帮衬，终于在14日晨挖开囚室，逃了出来，并放火引来周围百姓，将他们抢救了下来。
李广德、张人天、何家训、李遇迟，可能是从七三一部队魔爪中逃脱的仅有的几个人了。
几人此后的生涯及其他
李广德，被当地学生李长青抢救到启哲医院脱险。胜利后他不满国民党的争权夺利，感动于李遇迟的帮助，改投共产党门下，成为长春城中的一名敌工人员，曾为保存杨靖宇将军、陈翰章将军的遗首，以及争取六十军起义作过贡献
解放后李广德曾因历史问题被劳改，释放后多年上访，终获平反。
张人天，逃出后略作治疗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寻找国民党接收人员，后在国民党于东北组建的地下挺进军中担任军事指挥，曾在三江与民主联军作战，下落不明。
何家训，感于光复后东北的混乱无意仕途，回乡劳动，最后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指证指挥了五二三大逮捕的日本高级特务沟口嘉夫。沟口后被人民法院判处15年徒刑。
李遇迟，被救出后即转交苏联远东军佳木斯驻军司令部，此后情况不明。
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史实让我颇为惊讶。以东北的抗日活动而言，因为即便在张学良时代国民党也不曾对东北有多少染指，因此从来认为国民党与东北的抗日活动没有太多关系。而事实上，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即派出一批干部深入东北展开地下活动，其中以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主任罗大愚(原名罗庆春，化名魏先生)活动最为积极。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罗始终在东北敌占区活动，屡次组织被破获，屡次重建，与共产党方面亦有联系。牺牲虽大，成果也大，他甚至发展伪满留学生组成了在日本的调查组，传回大量重要情报，(日本调查组负责人、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伊作衡1943年被捕就义，临刑吟诗曰：“杀身应取义，轻死赴国仇。”)长春的大学生则研制自动放火器，多次袭击日军仓库和机关。
1945年5月
23日，曾多次躲过日寇搜索的“不死鸟”罗大愚亦被捕。在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国民党地下抗日人员达二百余人。罗被捕后有气节，不屈且在监狱中制作地下抗日刊物悄悄传播，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光复后，罗和国民党方面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人员都被排挤，仅担任辽北省党务专员，后去台湾，1973年去世。
事实上，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不但有国共在组织抗日，东北民众自身的抵抗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儿――
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辽宁省朝阳境内，有一片由当地豪强王老凿(一说土匪)据守的土地，始终不曾向日方低头，任日军多次讨伐、烧掠而无法征服，被称作“中国地”。这块约两百平方公里的“中国地”(相当于三个圣马力诺)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是东北唯一没有沦陷的中国领土。
历史似乎充满了不可想象的事情。
（摘自《尊严不是无代价的》，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2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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